【本报讯】自阎院长报告后几天以来，人们在办公室、在家里都在讨论着、谈论着下放、下乡的事，校医室的同志们也进行了两次热烈地讨论。
　　大家对党和国家采取的这一革命措施表示了衷心拥护，他们从各方面说明了这一措施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人们的思想面貌将带来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他们也结合本单位人浮于事的现象认识到这一措施是非常及时和完全必要的。更多的人表示了迫切要求在劳动中锻炼的期望和决心，纷纷报名争取下乡、下厂。对于女同志来说，家庭和孩子是她们首先遇到的“关”，但是很多同志说已经开过家庭会议，将孩子作了按排，夫妻同时报名下乡。李映夏同志并表示要将三个孩子带着一起下乡，她说：“我的孩子既聪明又健康，我不愿他们过惯城市生活，将来变成少爷，我要把他们带到农村中去锻炼，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将来成为有用的人。”有的同志更明确表示要在农村安家落户，长期作一名劳动战线上的战士，不久前从农村来的王世骧同志说：“我过去就是由于羡慕城市生活而到城市来的，现在从党这个正确的措施中认识到自己过去的思想是不对的，我要求领导批准我回乡，我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不但自己安心生产，并且以实际行动影响不安心农村生产的青年。”支凤慧说：“我要求下乡，不仅是两三年，而愿意长期在农村生活下去，作永久的农民，农村需要有文化的人，也需要劳动力，我是完全适合的。”曾经在抗日战争时参加过劳动生产的江涛同志生动具体的回忆过去劳动对自己的教育，她并要求回乡，继续和劳动人民一起过紧张而愉快的劳动生活。
　　大家都认识到表示要求下乡，并不等于问题都已解决，要真正从劳动中得到锻炼，必须对下乡要有正确的目的和采取正确的态度，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勇气，在这些问题上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在讨论干部下放的意义和目的时，有人提出：“我们下乡后，可以找一些科学技术杂志看看，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又有人说：“下乡后可以对农民进行宣传，改变农民不安心农业生产的错误看法。”还有人提出下去后可以在农民中“起带头作用”。对这些看法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知识分子的下乡，首先是改造和锻炼自己，因此必须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改变自居群众之上，将为人师的态度，而应虚心的向劳动人民学习，体会他们的思想感情，向他们学习劳动生产的知识，只有真心实意的拜农民为师，才能得到真正的收获，虽然农民需要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帮助，但对于那些自居群众之上的知识分子，农民是不需要的，正如李东海同志说的：“只有改造了自己，和群众建立起深厚的感情，才有可能对群众有所帮助，才能成为群众所需要的。”
　　会上讨论最多争论最热烈的是下乡后的生活问题。下乡后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乡村环境和生活同城市有很大不同，如何对待呢？会上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有人说：“我们应该注意自己的健康，应该照顾自己，吃不惯农民的饭，可以带挂面去，走路不习惯，可以把自行车带去。劳动回来，睡睡午觉，多余时间就可搞自己业务。”并说：“这才是‘细水长流’，长期锻炼的办法，若一下去就和农民一样生活，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很多人反对这种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原谅自己并不打算真正去锻炼自己的思想，这不是实事求是，而且是把自己特殊化，只会始终保持自己的小天地，永久不会和农民结合在一起。他们认为我们下去后必须而且完全能够和农民过同样的生活，问题在于要有坚定的意志和改造自己的决想准备而首先心，要有和农民同甘共苦的真正感情，若没有这些思考虑的是如何照顾自己，则决不可能慢慢适应环境，而是第一关就过不去。
　　会上还提出一些具体问题，大家认识到这些问题若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是不可解决的困难，并且以后还会出现更多的新的问题，若能设身处地从农民的现实情况考虑，从国家的需要和自身的锻炼来考虑，这些问题都是能够很好解决的。